革命之后：弱者的武器
一、潜默剧本：从革命到日常反抗
太阳东升西落，
从那一刻起，
安拉将不再接受忏悔。
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是从两个寓言般的故事开始的。这两个故事中的两位主角——拉扎克和「布鲁姆」在经济地位上差别相当大，后者是斯科特所调查的村庄中最富有的人之一 ，而前者却是村中最贫困的穷人之一。我们应当做出这样一个预测：两者之间的差距应当会在接下来构成斯科特展开其议题的引子；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斯科特的描述中，两者之所以被作为全书的开始，并非因为两者的差别，而是因为两者都同样被村中的人所仇视。
斯科特将仇视的方式——他称之为「宣传攻势」（斯科特，2011:26）——作为重点来进行论述，由此，他得以批评葛兰西对于文化霸权的论述：在葛兰西看来，统治阶级不仅支配物质生产方式，而且也支配了象征生产方式。这使得葛兰西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工人阶级的胜利不能够没有文化上的胜利，为此，它就需要产生出知识分子阶层。」（科拉科夫斯基，2015:226）斯科特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这种看法不过是将某些「公开文本」视为现实的全部，而恰恰由于其被公开的性质，这种文本（或者场景）是负载有权力的。
在此，拉扎克和「布鲁姆」也并非没有差别。对前者来说，所有「宣传攻势」都是直接在拉扎克面前道明的；对「布鲁姆」来说，人们则会在其面前表示顺从。人们对待两者的差别来源于其拥有的权力的不同：富人可以通过其经济优势对穷人们进行政治和经济的制裁。这种制裁的存在使得弱者的反抗更少以一种喧闹而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的形式出现，而更多的是一种日常的反抗。所以看起来便是一种「霸权」的场面。
通过与戈夫曼进行对话，斯科特指出，除了这个「前台」的「公开文本」外，还有一些「后台」的「文本」，斯科特称其为「潜默剧本」，而整部《弱者的武器》便是通过考察塞达卡的弱者们通过这种「潜默剧本」的武器来和统治阶级争夺空间中的符号的定义和解释权，并以这种争取得来的权力来和统治阶级进行斗争。在这种意义上，所有在后台依据「潜默剧本」所进行的表演——无论「口舌之战」还是所谓超越了「口舌之战」的「谨慎反抗和适度遵从」都是弱者武器的一部分，两者都在保护自己周全的前提下造成了对统治阶级的反向控制，而正是通过武器——「宣传攻势」，弱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统治阶级进行抗衡。
斯科特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制裁手段的作用下，大部分阶级中的弱者的反抗多是这样一种日常的反抗，而非是革命。不过，也恰恰是这种身体力行的仇视做法，弱者们得以维护即将消逝的意识形态，并通过这种做法达到自身的体面。
二、变形计：从珊瑚虫到珊瑚礁
K.很清楚，并没有什么人会真的去用那些具有胁迫性的手段来威胁他，他也并不害怕那些手段，在这里就更是完全不怕了。但是他却忧心那种使人感到无比沮丧的环境会对自己施暴，对失望习以为常的态度会对自己施暴，每时每刻都在累积但自己却完全无法察觉的细微影响会对自己施暴——不过，即便存在着这样的风险，K.也不得不冒险与之对抗。——卡夫卡，《城堡》
到此为止，我们不过是重述了斯科特对反抗的理解，可是，在什么意义上这种反抗是一种反抗，而不仅仅是一种分离的口角？在第一章中，斯科特将「阶级」作为一个不需证明的理论前提来将日常对抗转变为一种「弱者的武器」；可是这种阶级观念并非某种不需证明之物。借用斯科特自己的话说，他必须将「珊瑚虫」证明为「珊瑚礁」，他的田野调查的结果和论述才具有合理性。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斯科特将其分解为三部分，并在全书的各处分别讨论——其一，是对抗的对象问题，其二是对抗的共识问题，其三是对抗的行动和意图问题。我们将看到，这样的三个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
斯科特的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首当其冲的质疑便是，这些反抗说不定只是个人的抵抗。斯科特对此的反驳首先来自于其田野调查的材料：「农民社会令人惊讶的一点是一系列复杂活动——从劳动里交易到搬家，再到出席婚宴——都经由理解和实践的网络而得以高度协调。对于联合抵抗、工资『协商』、佃农拒绝彼此竞争，或者有关盗窃的共谋的沉默等都是同样的逻辑。没有正式的组织被创立，因为没有这种需要；然而，某种协调形式的达成提醒我们正在发生的一切并不仅仅是个体的行动」（斯科特，2011:364）。可是，这种「协调形式」的存在却并不一定是阶级。在此，我们看到了对抗的对象问题：被统治阶级们如何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如何将自身的不幸理解为一种阶级问题。
在美国的结构语言学中，萨皮尔-霍尔夫有关「语言言说言说者」的学说使得人们必须承认，语言的结构确实在给语言的使用者施加一种「麻醉作用」，这种麻醉作用「使操此种语言者难以记录那些与音素的『对比的』或对立的格局不相符合的语音」（霍克斯，1997:412） 。斯科特则通过一个华莱士式的比喻来对这件事情进行阐述：「如果鱼儿从不谈论水，我们又怎能期待它们去谈论空气呢？」（斯科特，2011:401）这是一种被统治阶级必须面临的限制，而正是在这种限制之下，葛兰西才希望通过「生产属于本阶级的知识分子」来加以克服。当然，对斯科特来说，这种克服方法不过是创造了另外一种霸权而已。在他看来，使得被统治阶级免于「麻醉作用」的语言资源不应该在另外一群人身上去寻求，而应该寻求于被统治阶级自身。
斯科特指出，在塞达卡，人们原本所具有的宗教观念中就有着对现有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抵抗和颠覆的语言资源。当然，除了宗教的语言资源外，还有在斯科特对塞达卡的研究中贯穿前后的反抗中所指的旧有的、已经被新的生产关系所逐渐抛弃的意识形态以及对现行意识形态的重新解释也是至关重要的语言资源。
这些符号资源的存在本身并不会直接引发反抗。只有在日常生活经验中的不幸：无论是「基本物质和生产需求」还是「再生产自身」（斯科特，2011:366）的需求都需要被回应、被解释。正是在对这些不幸的自我阐释中，符号资源才得以发挥作用，也正是在这种自我阐释中，行动者才得以理解自身的行动，并为下一次的行动做好准备（斯科特，2011:358） 。这样，行动和解释的差异（也即意图问题）在斯科特这里变成了一种自利和反抗的混合物（斯科特，2011:358）。
在这种不幸和语言资源的混合下，斯科特将对现实的「洞悉」能力赋予了被统治阶级：「有充分的理由假定，塞达卡的穷人对于『官方』的现实的有效洞察并非独一无二或为数极少，而是极为常见。」（斯科特，2011:386）这种「洞悉」能力使得被统治阶级能够以一种清明的眼光否定霸权的意识形态，或者只对其做出一些表面上的顺从来使得真正顺从的最小化。同时，也正是在这种洞悉能力之上，斯科特才证成了作为论述前提的「经济阶级」。
不过，现实似乎要更加复杂一些，特别是在本书中不断出现的亲属网络和政治认同等都不断干扰着经济阶级，比如，在对拉扎克的故事的描述中，拉扎克为了生存的需要而加入执政党一事成为了人们奚落拉扎克的理由；在本书第六章的最后一节中，村庄的改造计划几乎是一种政治性和经济性相混合的产物。在这些例子中，经济性因素不再是唯一的动因，我们必须重新注意到「生活中的不幸」所意味的其它东西：政治的、亲属关系的、邻里间的、宗教归属的。这些东西看似各自相异，但是无一例外地指向了同一种东西，即使得一个行动情景带有变成「权力负载」的。由此，我们可以说，并不存在一个零权力负载的后台，所有的舞台都在某种程度上负载有权力。不过我们不必因此而认为斯科特的研究由此而失去意义，因为这种权力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关系本身。斯科特在此直接指向了戈夫曼：无论前台还是后台，「要有一个清晰的、一致的和公认的现实，那么表演就是必须的」（柯林斯，2014:391）。在这里，各个要素之间不仅相互干扰，而且会相互促成，并和权力结成不同的联盟。因此，权力网络和各因素之间的复杂交织成为了论述的关键。
我们看到斯科特的论述在此颠倒了过来：恰恰是权力而非经济阶级是整个抵抗的核心，而诸如经济的、亲属关系的、邻里的、宗教归属的最终不过是依附于经济要素的偶因；不过，这并非意味着这些要素不重要。事实上，权力只有依附在这些要素之上才能够使自身现实化，或者说，权力根本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所谓弱者的武器从来就不单属于弱者，只不过是强者由于其优势而具有某种「失范权力」（斯科特，2011:27-28） 。不过，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证明，它总是在出现在弱者手中。无论这样一个场景究竟更多地是经济的亦或是政治的，主要存在权力关系，弱者的反抗就会不断发生。这样，通过对对象、共识、行为和思想关系问题的解决，似乎我们确实可以从斯科特这里得出一个结论：珊瑚虫确实成为珊瑚礁了。不过，这种珊瑚礁因为其本身早已不是那个纯粹的经济性之物了，如此，我们看到的不过是混合物，自然也就不能将其称之为某个阶级的武器了。这样一种武器将带我们到哪里去？或许如苏力所说「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制约着但并非决定了河水流向的河床，而水流的冲刷也将不断地改变着河床。但是，还必须指出，所有这些构成性因素只是在我们今天回头之际才能辨识和理解，判定其为一种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必须且总是向前生活，因此，历史究竟如何发展，究竟会形成什么样的制度，又会如何形成，所有这类问题，对于身在此山中的愿意思考并具有一点反思能力的当代人来说，大约总有某种无能为力甚至是荒谬之感。」历史长河滚滚，我们又怎能知道这个相互交错的「珊瑚礁」能够带我们到哪里去？不过也许并非真如苏力所说，这样的回想便没有意义了。
三、飞翔信：在真实和想象之间
我应该在此对斯科特做出一些批评。在斯科特说，表面服从是为了「使实际遵从最小化」（斯科特，2011:30）时，所作为证据的是一个行人过十字路口的例子，不过，这个例子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即斯科特似乎只考虑在那个场景中行动者所获得的即时收益，却没有考虑行动者长远以来所养成的惯习；事实上，只有将其论证建立在将霍布斯式的「自我保存」视为人最重要的需求之上，这样的矛盾才可以解决 。不过，即使不去考虑将论证建立在「自我保存」的理论上有什么问题，斯科特也没有办法解决这种具身化的惯习所带来的结果：在公共舞台上的顺从会构成一种身体性的记忆，这种记忆最终会影响行动者的行动方式。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斯科特对戈夫曼理论应用的结果：正是因为无论前台还是后台都是生活本身，所以这种具身化才会对那些表演「顺从」的人照成影响。正如在民主制度中，如果没有一个民主的环境，无论民主的制度制定得有多么完美，民主都不会出现在社会上，而这种民主的环境，或者说民情恰恰来源于个体的民主实践：个体通过实践成为公民（托克维尔，1989）。不过，对顺从中这种具身化的结局来说，个体可以通过对行动的理解，也即记忆的重构来减轻这样一种具身化的影响。
最后，无论这样的武器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无论这样的武器的力量有多么的弱小，它总归是带来了一束光，或者说，它在我们即将面对权力而窒息的同时，给了我们呼吸的空间。
参考文献
1詹姆斯·C·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
2特伦斯·霍克斯.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3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
4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三卷. M. 黑龙江：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