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迹诗人在美国——托克维尔的民族志散文

引、诗歌与粗鄙的散文

「你自己想象一下意大利的夜晚吧：满月当空，天上没有一片云彩，地上没有一丝的风儿；轻快的马儿一路疾行，我脑海里闪现出整个骑士时代，某种青春的火焰在我的血管里奔腾；你会明白我的行为，就是说，那种不切实际的举动。」

在1833年托克维尔写给他未来的妻子玛丽 · 莫特莱的信中，托克维尔讲述了他前往科尼尔沃斯城堡的遗址，并在那里企图唤醒遥远贵族时代的幽灵的故事。

托克维尔坐在遗迹的石头上，被拖入过去的岁月。他一直沉浸于这种想象中，直到被他的马提醒应该回去为止。对托克维尔这样一个贵族青年来说，在这样的遗迹上的时光想念父辈时代的美好似乎顺理成章；可在信的结尾，托克维尔却写道：「它留下的印象并不长久，我醒来时闻到了煤炭的烟味，很快又下开了雨，雨水把我唤回现实世界，我又一次明白，在生命中只能偶逢诗歌，而存在的本质仅仅是粗鄙的散文罢了」。

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中的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企图在「粗鄙的散文」中召唤诗歌。可是，托克维尔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粗鄙的散文」不仅仅是民主时代的法国人，而且也是他在即将出版的《民主在美国》中所赞颂的美国人的现实写照。而他在美国之行中不断见到的诗歌也仅仅是「偶遇」而已。

一、暧昧的「民主」

几乎是在《论美国的民主》（以下简称《论美》）的开头，托克维尔就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全书得以展开的基础：「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尽管托克维尔在本书多处都论及民主，但他却没有给这个核心概念一个明晰的定义，因为在托克维尔这里，民主并非是一个可以简单进行定义的概念，而是复杂而暧昧的。

贵族制也在本书也出场不少——常常作为民主的对比概念而出现。如果说在《论美》中，民主制有什么样的反义词的话，「贵族制」一词首当其冲。不过，贵族社会在本书的结构中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反义词，而仅仅是作为民主社会的阴影时才出现。在马南看来，「民主制—贵族制」的对称并不真实：「贵族制的形象之所以被加以刻画，只是因为在描绘民主社会的人的时候需要这样做。」此外，当托克维尔在本书中描绘贵族制的阴影时，他同时对民主进行了直接的描绘：「在民主社会，享乐将不会过分，而福利将大为普及；科学将不会特别突出，而无知将大为减少；情感将不会过于执拗，而行为将更加稳健；虽然还会有不良行为，但犯罪行为将大为减少。」这使得通过贵族制来理解民主的概念变得十分不划算。

与之相反的是，托克维尔在书中对身份平等的论述与民主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在绪论中，平等与民主的混用甚至是在暗示两者是同一个概念。换句话说，平等几乎是同样和民主作为《论美》的内核而出现：「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的，莫过于身分平等」。对托克维尔来说，平等甚至拥有与民主社会同样的两幅图景：「现代的各国将不能在国内使身分不平等了。但是，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这就全靠各国自己了。」尽管托克维尔笔下的民主概念复杂，但可以说民主主要是一种从基于身份平等的社会经济状况延伸到心理状况的民主社会的特有现象。所以，要想理解民主，理解身份平等以及其所带来的平等激情是不错的路径。

二、平等与中风

对托克维尔来说，民主社会是比贵族社会更加正当的存在，这首先是因为其更加符合人性，同时也更加「自然」。民主社会的自然化的转变体现在以下几点中：其一，由于现代民主在她人与自我之间创造了一个「相似者」而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同情」，由此带来了民情的温和；其二，民主以家庭之间的自然纽带与自然感情取代贵族时代的人与人间严格等级尊卑关系；其三，民主通过普遍性的一般概念带来了普遍的道德（现代的荣誉）；其四，民主摆脱了贵族制对普遍人性的遮蔽与扭曲。此外，身份平等更加符合大众的利益，所以也能在这个由大众主宰的时代获得更多的支持。

所有的这些都是民主时代的身份平等所带来的。在民主时代，平等在人们心中激起了一种平等的激情，这种激情充斥在民主时代的人的心中，以致于「除了平等之外，什么也满足不了他们，他们宁死而不愿意失去平等。」可是，恰恰事与愿违的是，民主时代出现的平等并不完全是一种真实的平等，而更多的是一种「想象的平等」，这首先体现在民主时代的主仆关系上：「民主制度并不妨碍这两个阶级的存在；但是，它在改变两者的思想意识，并在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南所指出的那样：想象的平等「把表面上看来最不平等的人们置于一种平等和相似的情境中」。它变为了人们心智的构成要素甚至构成本身，而处于心智中的平等激情则以民主时代的人为中介，企图在现实世界中创造自身。

被平等激情所主宰的人们变得富有奋斗之心：他们向西开拓，他们横跨大西洋，只要能使得他们在物质上多一点平等，他们便愿意付出生命。但现实世界毕竟不是可以任由他们揉捏的橡皮泥，真实与想象之间永远无法弥合的鸿沟使得民主时代的人患上了托克维尔所说的「中风后的麻痹」：他们多怀奋进之心而少有大志，他们热爱物质享乐而放弃长远目的，他们不断焦虑、嫉妒，虚弱但又自大，他们渴望独立，可却又无法摆脱公众。托克维尔在这些人的脚踝上看见了枷锁：民主时代的人们执迷于追求私利而退回到私人领域中。人们忽略公共生活，最终形成了原子化个体；而嫉妒要求驱赶自由。于是，人们脚踝上的枷锁连着地上绵延着的锁链，带领着人们通向奴役之路。

好在托克维尔并没有就此坐以待毙，等待奴役的来临；而是横跨大西洋，在遥远的美洲寻求治病的药方。

三、在真实世界之上唤起幽灵

「现代的各国将不能在国内使身分不平等了。但是，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这就全靠各国自己了。」托克维尔在《论美》一书的最后一句中如此说道。民主时代的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脱离公共领域而退入私人领域，人们对公共领域的摆脱制造了一种个体之间相互孤立的状态，这使得现代民主具有一种非政治化的倾向；而托克维尔所开出的药方之一——政治自由的目的便是要通过使民主社会的孤独个人走出私人生活，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战胜个体主义，并由此克服现代民主所有的非政治倾向。

需要说明的是，托克维尔并非一个理想主义的「文人」，而是一个现实世界的「政治人」。在《论美》一书中，他多次强调民主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也就是说，托克维尔所要做的，并非是在一张空白的画布上描绘一种理想的古典共和主义制度的图景，而是通过考察美国人的制度，在民主时代的真实世界之上建造起自由。于是，对托克维尔来说，认识到在真实的世界中，个人主义已经是民主时代不可避免的趋势就变得至关重要。

托克维尔并不指望通过清除个人主义来解决问题，而是希望通过对这种个人主义进行引导，使得个人借力于私人利益走到公共生活中来。在美国，托克维尔找到了用于引导私人利益的工具——美国人的「正确理解的利益学说」。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人会在乡镇自治与政治结社这两所「学校」的实践中学会合作的技艺、认识到自己的私人利益与公共事务的关系，从而关心公共领域的事物，珍爱自己的权利，由原子化的个人变为有合作能力且乐于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在公共领域中进行合作的公民。事实上，托克维尔并不止于这种以私人利益为基础——由「正确理解的利益学说」作为引导的对公共事务的热情的实现共和的构造，而是希望以这种构造能够作为某种超越这种构造本身的基础，也就是说，希望以「正确理解的利益学说」使得公民逐渐变成热爱崇高德性的人。

不过，托克维尔很快意识到，乡镇自治与结社虽然使得自由变得可能，但也可能会导致「集体个人主义」，使得热爱崇高德性的转变变得不可能。托克维尔转而投向「借助爱国主义克服集体个体主义并提升公民的公共精神」的方法。这种爱国主义并非某种本能的爱国主义，而是一种理智的爱国激情：它是将「正确理解的利益学说」运用到整个民族的结果，尽管这种爱国主义源于理性计算，但它「同样能够发展为某种强烈的情感。」。在此，政治自由有着第二个作用，即为后来的爱国主义奠定基础。

托克维尔希望借助爱国主义完成从利益到德性的跨越，这种跨越是建立在「正确理解的利益学说」之上的。可恰恰是因为这种理智的爱国主义是由「正确理解的利益学说」出发的，所以这种爱国主义也不可避免地变得偏狭，成为了自私自我的放大。这意味着，「正确理解的利益学说」或许可以拯救民主时代的人于完全的专制之中，但却不能拯救民主时代人们「逐渐软弱，精神的堕落，趣味的庸俗化」的心灵。相反，作为救命药方的「正确理解的利益学说」成为了事实上的拯救庸俗心灵路上的绊脚石。正如马南所说：「这个教义只是把空间留给了政治自由的一个类比、一个反射，因为在这里政治自由呈现为对个体独立的某种调整，这一调整立足于正确理解的利益学说之上。」通过这个学说建立起来的民主教义完全是形式性的，「让人眩晕地空洞」。托克维尔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这些从「正确理解的利益学说」出发的人一方面「较容易地依靠习惯走上修德的道路」，一方面又有着他所厌恶的「循规蹈矩」；但他并没有由此放弃对崇高德性的追求。或许是出于身上残留着的贵族精神，也或许是出于其对自由的热爱，这位失去其信仰的漫游者转向了对那位遥远的救世主——宗教的乞求，希望能通过它寻回民主时代的个体所失落的伟大，并在真正意义上改变这种窘迫的局面。

宗教在《论美》中首先是以抑制自由的过分发展的形象出现的。通过将宗教与自由进行结合，托克维尔塑造了一个自由精神与宗教精神之间的和谐图景：「人类的理性在这片原野上驰骋，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涌来，但在它到达政治世界的极限时便自动停下，颤抖起来，不敢发挥其惊人的威力，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放弃改革的要求，控制自己不去揭开圣殿的帷幔，毕恭毕敬地跪倒在它未加争辩就接受了的真理的面前。」事实上，这样的对自由的抑制本身就是对人类心灵进行约束的尝试。对心灵的约束之所以在托克维尔看来是必要的，是因为没有这种「教条式权威」作为一种约束而存在，人们就会失去方向，最终陷入一种腐蚀人的灵魂的温和「唯物主义」之中。因此，托克维尔希望在人的心灵之上增加一种「教条式权威」，这种权威将对人的心灵产生约束，但这种约束是一种有益的奴役，因为它在约束人的同时为人指明了道路，使得民主时代的人从对物质的狂热转向对非物质的追求。托克维尔构想了一种乐观的图景：民主制度被道德化，而人们终于突破「正确理解的利益学说」，完成了从利益到德性的真正跨越。

托克维尔当然并非是以做着百日梦的梦想家的姿态来处理宗教的问题的。他基于真实世界中的宗教情况——人们倾向于不信宗教——和对宗教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来说明。托克维尔认为，如果宗教想要在现代民主中立足，首先就必须在民族国家中进行政教分离，这是因为政教的分离会保证宗教可以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用。对这种社会效用的强调使得托克维尔最终将宗教拥有了一种接近「公共舆论」的形象：在民主国家中，每个人都以宗教的社会效用来看待它。但是，这样的宗教状态暗示着一种虚伪：人们为了宗教的效用而非宗教本身投身宗教，这种虚伪恰恰意味着宗教无法获得其自身的力量。托克维尔对此含糊其辞：「谁能钻到他们的心里去看呢」。不过，在他的说法中，可以明显看到他对此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并认为这种虚伪的态度恰恰是现代的宗教的自然状态。

托克维尔希望通过一个外在于社会的宗教使得人民主权的社会得到限制，从而使得人得到限制；但宗教对社会的无限权力的限制却恰恰是社会权力的自我限制。马南对这种状况下的人做了恰当的描述：在现代社会中的公民为了使得自己不至于因为无边的自由而头晕目眩，「他必须切割自我」。宗教与社会必须各退一步。可是，让托克维尔没有想到的是，正如自由在平等面前不值一提一样，宗教在社会面前也不值一提。在对民主时代的人为什么更爱平等而非自由时，托克维尔就已经自己指出了这一点：「爱好社会安宁之心，是民主国家人民现在所保存的唯一政治激情，并随着其他激情的减弱和消失而更加积极和强大」45。正是在这个「爱好社会安宁」成为人的唯一激情的时代，托克维尔寄予厚望的宗教在社会的前进面前节节败退：人们恰恰是为了社会的安宁来相信宗教，而宗教则因为其可以有的维护社会安定的效用而被赏识。社会安定最终指向了私人的利益，而宗教不过是「正确理解的利益学说」在另一个领域上的展现形式。民主时代的心灵已经无路可退了。

托克维尔曾经站在这片新的大陆之上，望着这些给予其以避免专制的药方的人——他们几乎在所有事物上都使用「正确理解的利益学说」这个药方，这让他十分欣喜，因为这让他找到了拯救自由于专制中的方式。可恰恰也是这种学说，托克维尔又必须面临一个社会权力无孔不入的时代；一个并不存在真正的超越，所有托克维尔建立的引导人们获得德性的事物都被「正确理解的利益学说」所解构为私人利益的时代。事实上，托克维尔也并没有找到真正的自由，他所找到的不过是「自由」的一种不够完美的复制品——被大量制造，而人们也满足于此。

1833年，在托克维尔前往科尼尔沃斯城堡的遗址的路上，他曾向一位「年轻」女子问路；可那女子却是以一种急于「摆脱」的态度回答了他。托克维尔知道，这是因为他在一个「不适合的时候」想去城堡的遗址。这种做法也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行动」，一种被民主「摆脱」的行动。民主已经不可以避免地到来了，而托克维尔却在夜晚中潜入那过去的遗迹。他企图找回过去的幽灵，但他所有的不过是刚开始就被打碎的梦境。人们急于摆脱他，因为他本身已是半个幽灵。托克维尔遥远的异乡美国，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走进了隐喻的雨与煤炭的烟雾中，每个人在此都变成了一篇篇「粗鄙的散文」。

四、没有诗歌的时代

翁布罗萨不复存在了。凝视着空旷的天空，我不禁自问它是否确实存在过。那些密密层层错综复杂的枝叶，枝分杈、叶裂片，越分越细，无穷无尽，而天空只是一些不规则地闪现的碎片。——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

托克维尔终究没能拯救民主时代的人的心灵，这或许恰恰是因为托克维尔并非一个真正的民主时代的人，而是一个决定用余生去漫游的漫游者，一个仍对崇高充满向往，对自由充满着热情的处于时代交接处的人。而我们已经是没有诗歌时代的人了。

崇明意识到，托克维尔笔下的民主时代的个体之所以会感到焦虑与嫉妒，不仅是因为想象的平等与实际的不平等的差距，而且是因为人性本身有着对优越的追求，所以恰恰是因为平等是平等的，所以它才失去了价值。更近一步说，民主时代的平等步伐越是前进，人们越是焦虑：她在模糊的人群中看不见自己，于是不断地焦虑与嫉妒，不断追求财富并希望在日渐模糊的人群中看见自己。而这种努力不仅体现在物质上，更是体现在对一种分裂「真理」的追求上。可是，这种分裂真理并非是因为人对其的真正坚守，而是一种像物质利益一样的可计算的东西，人们之所以相信这些真理不过是因为人们在相信这些真理时看到了某种自我的碎片，而这种碎片对他们来说是在他者面前树立优越感的工具。

在舍伍德 · 安德森的《小城畸人》中，安德森就描绘了坚守这些片段真理的人的形象：这些人渴望触摸，渴望爱。但是他们坚守自己的那一份「真理」，并用这张真理作为遮羞布，同时也作为嘲笑他人的工具。人成了畸人，怀抱的真理也因此而成了谬误。畸人们坚守自己的真理，希望能够由此而见到自我，甚至不惜让「真理」本身成为自己，哪怕那是谬误也在所不惜。可人们对这种「真理」的追求就像其追求物质利益一样：狂热地爱着物质利益，追逐着成功，可结果终究是失败，因为他们想要的是一种不可能达到的海市蜃楼。于是，所有的东西都从他们指尖溜过，落入地底的遗迹中。卡尔维诺说的没错，我们确是「生活在一个没有奇迹的世界，人们最简单的个性被抹杀了，而且人被压缩成为预定行为的抽象集合体。今天问题已经不再是自我的部分丧失，是全部丧失，荡然无存。」

我们已经远远地远离托克维尔所处的那个动荡与革命的时代，那个除了民主将一往无前外一切还是未知的时代。我不知道若是托克维尔看到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会有何感受，但我想总不是愉快的，因为我们终究是连托克维尔所谓的「粗鄙的散文」也没有了，唯一剩下的不过是越分越细、在天空中闪现着的「碎片」。